5月20日，据中新网报道，距离五月天北京演唱会正式开演还有10天时，“五月天演唱会‘黄牛票’价格跌近万元”冲上了热搜榜，乍一看以为票价大跳水，实际上这跌了近万元的“黄牛”票，价格还是远超原价票。最近，从五月天到周杰伦、梁静茹、刘若英，许多一线明星纷纷重返演唱会市场，在国内展开巡演。歌迷们一方面为此欢欣雀跃，充满期待，另一方面却苦于“一票难求”，甚至不得不借助“黄牛”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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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发生以来，演艺市场已经寂寞冷清多年，作为“代餐”的线上演唱会，甚至一度成为演唱会的主流形式。如今，明星和歌迷终于一同等来了“解冻”时刻，难免形成一定的“报复性”的趋势。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趋势，并化解因此形成的“黄牛”等具体问题，无疑是值得社会关心的话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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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，2023年一季度，全国营业性演出（不含娱乐场所演出）场次6.89万场，较去年同比增长 95.42%；演出票房收入49.80亿元，较去年同比增长110.99%；观演人数2185.22万人次，较去年同比增长142.96%。在票房收入上，音乐类演出的表现最为强劲。第一季度，演唱会、音乐节在所有演出门类中的票房收入是最高的，售出的票量超过110万张。

据《上海证券报》分析，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还呈现出强劲的文旅消费带动效应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调研了解，“五一”期间该类大型演出项目的跨城购票观演人数占比超过总人次的50%，按照综合带动指数初步测算，五天假期内，仅音乐节和演唱会项目带动演出票房之外的交通、食宿等综合消费规模超过12亿元。

演出市场的繁荣，在文化与经济层面上都是好事。但越是如此，观众的热情与演出产业的秩序越应得到用心呵护。正如澎湃新闻评论文章《演唱会成黄牛的狂欢，门票强制实名制可行吗？》所指出的，火爆的演唱会市场，确实成为一些黄牛的赚钱机会。4月29日和5月13日，在韩红演唱会和任贤齐演唱会开始前夕，文旅、公安、文化执法等部门联合行动，核验演出资质和审批文件，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共20人。

上文提到的“强实名制”，是许多演唱会用来防备“黄牛”的一种手段，其实质在于人、证、脸三合一，消费者在买票的时候，就要绑定身份信息，入场的时候扫对应人员的身份证加刷脸。如果这样的强实名制落实到位，就变得和乘坐高铁一样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挤压“黄牛”的生存空间。

对于这一手段的普遍可行性，文章写道：“强实名制如果今后要普遍执行，在关键的退票问题上，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化。相比过去的随时可私下转让，今后消费者一旦买了票，遇到意外除了退票就没有其他救济渠道。而退票也确实可能给演出方增加更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。演出方就需要仔细权衡，比如可以设置几个退票时间窗口、要不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等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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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打击“黄牛”的力度，《检察日报》也进行了分析。该报刊文指出：“公共交通与文艺演出毕竟属于不同领域，一个事关国计民生，是百姓刚需；一个属于文娱休闲，更具个性，也应有一定的弹性空间，严格的‘一刀切’对文化市场繁荣未必是福。但二级票务平台等灵活运作模式的存在，应当在不损害社会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之下。二级票务平台作为近年来涌现出的新业态，若能健康发展，有望成为现场演出市场繁荣的杠杆。但要达至这个目标，就不能缺乏规范的指引和有效的监管，尤其要警惕换了马甲的‘黄牛’捭阖其间。”

在普通消费者眼中，“黄牛”是人人喊打的对象。不过，《经济日报》刊文指出：有些学者并不反感“黄牛”。他们认为，“黄牛”反映了在一定价格下需求大于供给，或者是货币购买力剩余；“黄牛”在市场上起到调配余额的作用；价高者得，让稀缺资源找到最需要的人，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；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才能体现商品真正的价值。

对此，《经济日报》评论员佘颖认为：“学者的理性思考与大众的朴素感知往往存在差距。普通消费者看到的是，‘黄牛’抢走了原本可以低价买的票，导致不得不高价购买同样的票。演唱会本就是商业化运营，主办方设定高中低档票价时已算过账，既考虑自身收益又希望观众负担得起。否则，价高者得，普通人将被挤出市场。”

其实，正如《钱江晚报》的报道所指出的：“无论对于观众还是从业者，大家都是历经忍耐与煎熬，好不容易等来了市场的复苏与回暖，面对井喷式的市场需求，主办方和从业者‘回血’的心态可以理解，但也千万不要抱着一口气吃成胖子的心态，去挑战市场规律。打造一个健康而健全的演出市场，是一条需要众人齐心的漫漫长路。”

（原题为《演唱会回来了，“黄牛”也来了》 作者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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